“文學者的態(tài)度”
——關于詩歌、娛樂及其他
一
1933年10月，湘人沈從文寫下了一篇《文學者的態(tài)度》。這真是一篇奇文，沈從文說：“這是個很文雅莊嚴的題目，我卻只預備援引出一個近在身邊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經(jīng)營廚房的大司務老景。假如一個文學者的態(tài)度，對于他那分事業(yè)也還有些關系，這大司務的態(tài)度我以為真值得注意?！币粋€“文雅莊嚴的題目”，沈從文卻選擇了“身邊的俗例”來示范，何以如此呢？沈從文要說的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
這個人“平時最關心的是他那份家業(yè)；廚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盞，與上街用的自行車，都親手料理得十分干凈。他對于肉價，米價，煤球價，東城與西城相差的數(shù)目，也全記得清清楚楚。凡關于他那一行，問他一樣他至少能說出三樣。他還會寫幾個字，記賬時必寫得整齊成行美麗悅目”。這樣的人被目為“怪人”，沈從文卻并不這么看，“這個大司務明白他分上應明白的事情，盡過他職務上應盡的責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懶，作過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畫自贊，因為小小疏忽把事作錯了時，也不帶著懷才不遇委屈牢騷的神氣”。
不以俗人老景為怪，沈從文倒是認為一些“現(xiàn)存的文學家”“太古怪”——“倒并不是他們本身如何與人不同，卻只是他們在習氣中如何把身分行為變得異常的古怪”：“因歷史相沿與時下流行習氣所影響，而造成的文人脾氣，始終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發(fā)日子，他的工作興味的熱誠，既不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需從另外一個人方面取得贊賞和鼓勵。他工作好壞的標準，便由人而定，不歸自己”，“他的作品必永遠受一般近在身邊的庸俗鑒賞者尺度所限制，作品絕不會有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輝”——那些想“結實硬朗弄出點成績的”、想“顯出紀念碑似的驚人成績”的文學者，應該“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態(tài)度作為一種參考”，而成績的基礎“得建筑在這種厚重、誠實、帶點兒頑固而且也帶點呆氣的性格上”。
重提沈從文這樣一篇并沒有多少深言奧義的文章，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對于一位文學者而言，葆有一種“厚重、誠實、帶點兒頑固而且也帶點呆氣的性格”始終是一種美德。將它置于今日盛行的“詩歌與娛樂”這一話題之下，也是別有一番意義。
二
將“詩歌”與“娛樂”統(tǒng)攝到一個話題之下，是就當下游戲、廢話與娛樂情緒在詩歌中不斷蔓延這一情形而言的，這種情緒包括日?；?、口語化、戲謔化等等。同時，此一話題也可說是針對現(xiàn)時代一般讀者基于一些熱鬧一時的“××體”而產(chǎn)生的對于詩歌的諸多看法而言的。
在現(xiàn)時代，“詩歌與娛樂”一類話題首先可說是一個陷阱，“詩歌”與“娛樂”早已分處世界的兩極：一極是寂寥的，雖然不時也會有論爭，看起來不過是門內的熱鬧；一極卻著實是熱鬧，一幅非“娛樂至死”不可的架勢。談論“人民到底需不需要詩歌”或者詩歌到底會不會被娛樂所湮沒，該不該具有娛樂的功能——哪怕僅僅是幾個娛樂的因子，這多半會遭遇鬼打墻——最終不過是又一次淪為一場詩歌界內部人士的紛爭。
不過，但凡紛爭，總會有或顯或微的價值。歷史學家早就說過了：偽材料也有真價值。套用一下：偽爭論與偽問題也會有真的價值。所以，盡管紛繁蕪雜，我仍愿意將近年來關于詩歌娛樂化的熱鬧紛爭局面視為一個積極的事件。
詩歌娛樂化首先意味著一種釋放——說得莊嚴一點，是心靈的釋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太多非詩的因素——特別是政治與社會文化的因素——黏附于漢語詩歌軀體之上，漢語詩歌的面孔變得嚴肅，甚至可憎——詩歌成為了心靈的重負。這一面孔倒也并非為當代漢語詩歌所獨享，而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整個中國文學的一幀側影。
1980年代中段以來，“日常主義”、“口語化”、“廢話體”等寫作態(tài)勢開始成為詩歌界的一股潮流。這一態(tài)勢顯然和某種積極的詩學沖動有關，包含了某種改變詩歌寫作局面的抱負，但之后的發(fā)展情勢表明，其生長空間雖然在逐漸廓大，但始終受到主流批評的擠壓。世紀之交，在為《于堅的詩》所寫的《后記》之中，已有20余年寫作歷史的于堅仍在感慨自己的寫作“一直被‘高雅的詩歌美學’視為非詩”，不過他又以一種決絕的語氣說：“我一意孤行，從未對我的寫作立場稍事修正。我以為，應該是時代向詩人脫帽致敬，而不是相反。應該是時代和它的美學向詩歌妥協(xié)，而不是相反?！@正是我尊重和崇拜詩歌的原因，在任何方面，我都可能是一個容易媚俗或妥協(xié)的人，惟有詩歌，令我的舌頭成為我生命中唯一不妥協(xié)的部分。”
循著這樣的線索來看，近年來娛樂或游戲情緒在詩歌寫作中的蔓延其實可謂一個合理的發(fā)展結果，而并非一個突如其來的風潮。詩歌被戴上了一張極其輕松的、戲謔的面具，部分寫作者對于現(xiàn)存詩歌秩序的不滿，以及對于輕松的心理訴求被成倍地放大——由于這一訴求順應了當下社會愈演愈烈的娛樂化潮流，同時又借助網(wǎng)絡這一巨大核能的推波助瀾，它最終演化成了一出又一出狂歡的鬧劇。
三
但是，略加辯駁即可發(fā)現(xiàn)，近年來興起的“××體”詩歌之中娛樂情緒的蔓延雖然暗合了1980年代中段以來漢語詩歌發(fā)展的某種內在線索，其發(fā)生發(fā)展卻是夾雜了太多非詩的因素。比如“羊羔體”事件之中，非常糾結的話題應該是政治權力與文學評獎機制之間的曖昧關聯(lián)，此一事件之中有兩個節(jié)點：一是，倘若它的作者沒有獲得魯迅文學獎、且身份不是某市紀委書記，社會反響顯然不會如此之劇烈。二是，在所有的或者就是同期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幾位詩人作品之中，這位作者的詩歌未必就是最糟糕的，但一般讀者顯然不會去追究了。
而從寫作者的角度看，這也往往并非一種“誠實的態(tài)度”使然——并非出于一種自覺的詩學意識。據(jù)說，“梨花體”事件之中，那些幾乎完全口語化的、輕松的詩歌不過是在偶然之間寫下的，當初并不打算面世，算是隨手寫寫玩的涂鴉之作，但幾年之后，終究還是被好事者弄了出來。偶然性雖然并非作品好壞的判斷準則，但隨后當事人的辯解不僅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寫作行為的隨意性，更是透現(xiàn)了當事人對于所謂“輕松”或“娛樂”的害怕與抵觸心理：急于維護自己既有的“名詩人”形象，害怕讀者的誤解——至于隨著事態(tài)的進一步發(fā)展，當事人正常生活、工作與情緒所發(fā)生的大波動，更是將當事人的恐懼心理顯露無遺。整個事態(tài)由此充滿了滑稽色彩——盡管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事件即憑借網(wǎng)絡的巨大核能而呈燎原之勢，但受制于輿論的當事人對于自我寫作顯然缺乏一種必要的擔當精神——由于無法承負壓力的當事人已抽身而去，歸根結底，無論聲討與辯護，還是一般性的喧嘩與觀望，其行為多少都帶有假想的色彩——群起而攻之的更像是一個假想敵。
所謂“假想敵”，粗略地說，包括詩歌的語言方式，詩歌與日常生活、與大眾的關系，詩歌的性質與功能等等因素。這些宏大話題由來已久，其中的主要部分其實也可說是對于1930-40年代漢語詩歌發(fā)展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某些問題回應；即便在當代文學的語境中，所謂“梨花體”詩歌也并非新現(xiàn)象，20余年來，無論是口語化方式、戲謔化程度還是廢話體呈現(xiàn)方式，超過“梨花體”的漢語詩歌比比皆是，最近一個例子則是“烏青體”——相比之下，被稱之為“先鋒詩人”的烏青似乎受各種勢力的裹挾相對較小。被稱之為“烏青體”的《對白云的禮贊》其實10余年前早已刊登在《芙蓉》一類大型文學刊物之上——我現(xiàn)在依稀記得，大概在這個作品刊出一兩年之后，我曾在一次小型沙龍上，聽《芙蓉》的一位編輯以一種興奮的語氣談及這個作品，當時自然也沒有料到會有今日之局勢。不過，《對白云的禮贊》怎么說都不是一首好詩，它呈現(xiàn)了一種觀念，充其量如“梨花教主”所稱，蘊涵了對于宏大敘事、過度修辭的顛覆但其效果，與當年韓東的《有關大雁塔》尚不可同日而語，更不用說其他的了。
但一類慣常的詩歌寫作行為引發(fā)了紛爭的局勢，并將較長一段時間之內相關的詩歌問題成倍地放大，還是可見“假想敵”的強大——可見當下詩歌語境的復雜性與矛盾性，這也使得整個事件最終超越了個人寫作行為而獲得了嚴肅的詩學意義——不僅成為了當下詩歌寫作的某種風向牌，而且，往一個更深層面來說，它也表明當下詩歌的發(fā)展其實有著某種自我更新或者自我反省的機制：詩歌作品那么多，何以一般讀者偏偏會對這些詩歌感興趣？一般讀者觀念中的詩歌到底是個什么東西？與之相應的，長期以來，新詩寫作、新詩研究所塑造的詩歌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樣？詩歌教育到底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
換言之，從胡適的《兩個蝴蝶》以降，非詩（對于詩歌的指責）的勢力一直就存在，只是在不同階段表現(xiàn)形式、話語重心不同而已，在相當程度上，非詩勢力早已構成了新詩概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于新詩發(fā)生以來非詩勢力的梳理勢必將呈現(xiàn)出一種特殊的新詩經(jīng)驗——這種宏大敘事自然并非本文所能涵括的，但從此一視域來看，近年來所出現(xiàn)的“××體”詩歌鬧劇固然加深了一般讀者對于當下詩歌的誤解，卻也是暴露了詩歌寫作自身所存在的問題，盡管已有并不算短暫的發(fā)展歷程，“新詩”之觀念仍然未能得到有效的確立。
四
如上所述，也就是為什么盡管詩歌與娛樂一類話題本身目前雖然停留于一種非常浮淺的層面，詩人的身份與態(tài)度、詩歌的娛樂面目依然曖昧不清，但我還是樂于談及這類現(xiàn)象——也樂于表達一種對于更為豐贍的詩歌局面的渴望：在多重詩歌格局之中——特別是在嚴肅、宏大為主導的詩歌局面之中，也有那么一種輕逸的詩歌，或如“一向致力于減少沉重感”、“認為輕是一種價值而并非缺陷”的卡爾維諾所稱：
如果讓我為新世紀選擇一個吉利的形象的話，那么，我要選擇的就是：超脫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學家詩人那機敏的驟然跳躍，這表明盡管他有體重卻仍然具有輕逸的秘密，表明許多人認定的時代活力——喧囂、攻擊、糾纏不休和大喊大叫——都屬于死亡的王國，恰如一個堆滿銹跡斑斑破舊汽車的墳場。
口語、廢話、日?；?、娛樂，這與卡爾維諾所謂“輕逸”自然并非同一概念，但也大致可以構成對于沉重、嚴肅的寫作的反撥，對于一種輕逸的詩歌風格的呈現(xiàn)。前面已經(jīng)提到，《對白云的禮贊》從觀念或者文化層面還是有它的意義的，還不妨積極地看待此事，但從當下盛行這類“××體”詩歌所暴露的諸種問題來看，詩歌如何以一種更為輕盈的方式來摹寫生命，進而更為廣泛地覆蓋生活，而不僅僅是對于娛樂新聞、黃色段子、日常廢話的拙劣模仿與簡單挪用，乃是擺在當下的寫作者面前的一個艱難的、無法回避的詩學命題。這種寫作大抵如卡爾維諾所稱，要的是一種“包含著深思熟慮的輕”，而不是“輕舉妄動的那種輕”。
如何實現(xiàn)自然有待于寫作實踐的磨礪，寫得多與少，寫得快與慢自然都不是衡量準則，但在當下這樣的寫作風氣之中，我個人還是傾向于少和慢（相比于過去幾十年的寫作者，這個時代的詩人們實際上已經(jīng)寫得夠多、夠快的了），還是愿意重提沈從文當年對于“文學者的態(tài)度”的強調：俗人有俗人的本分，完成分內的事，不受他人意志支配，這意味著對于自我責任的擔當。對于寫作者而言，寫作是一種本分，不受“歷史相沿與時下流行習氣所影響”、不受“近在身邊的庸俗鑒賞者尺度所限制”，勇敢地、執(zhí)著地擔當起自我寫作乃是分內之事。附帶說一點：沈從文將“一個近在身邊的俗例”與“文雅莊嚴的題目”貫聯(lián)起來，其實也內蘊了將寫作這樣“文雅莊嚴”的事業(yè)與生活（“身邊”）等齊的視角，俗人的事業(yè)并不比寫作者卑賤，寫作也并不比生活更高尚。這既是沈從文的作品充滿魅力的秘訣所在，對于當下的寫作者而言，無疑也是一種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