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大歷史的視界看“唐宋之變”
1
開宗明義，本書的主旨是想展示一場發(fā)生在中國唐宋之際的波瀾壯闊的社會轉型 ，學界稱之為“唐宋變革”。不過我們的眼光不會只停留在唐宋 ，我們還將拉寬視界，以大歷史的視野觀察“唐宋之變”的來龍與去脈、前生與后世，從而勾畫出傳統(tǒng)中國3000 年時段的歷史演進脈絡。
歷史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歷史敘事卻言人人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為不同的敘事者受限于自己的視角、立場、見識以及所掌握的史料，看到的歷史鏡像也是不同的，有如盲人摸象—“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腳者，言象如木臼；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中國歷史是時間悠久且影響深遠的存在，因而前來“摸象”的，不僅有中國人自己，還有很多東洋人、西洋人。
在一眾講述長時段中國歷史的西方“摸象人 ” 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 19 世紀初開始出現的所謂“ 中國歷史停滯論”者，名單上不乏我們熟知的大名家，包括法國哲學家孔多塞、德國思想家赫爾德和哲學家黑格爾、美國文學家愛默生，但沒 有一個是在漢學研究上有成就的歷史學家。他們憑恃著建立在 工業(yè)革命與資本主義擴張優(yōu)勢上的優(yōu)越感，通過第三四手資料 俯視遙遠的東方世界，斷言 ：中國文明“陷入停滯不前的可恥狀態(tài)”；“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 ，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 ，描畫有象形文字，并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huán)已經停 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中華帝國所享有的聲譽正是木乃 伊的聲譽，它把世界上最丑惡的形貌一絲不變地保存了三四千 年……甚至悲慘的非洲都可以說我曾經伐木、引水，推動了其 他國土的文化。但是中國，她那令人敬仰的單調，她那古老的 呆癡，在各國群集的會議上，她所能說的最多只是—‘我釀制了茶葉’”；“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沒有歷史”。
這些運用哲學家的空想、文學家的詞藻組成的論調 ，在學術上沒有任何價值，卻在思想界影響頗深 ，在晚清以降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都不缺追隨者。晚清之時，中國不論在軍事、政治，還是在經濟、文化方面，都面臨西洋文明的碾壓式的挑戰(zhàn)，文人知識分子群體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卑中，“中國歷史停滯論 ”很容易讓他們產生共鳴 ，心有戚戚焉。譚嗣同就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āng)愿也?！?此話雖是有感而發(fā)，是胸中一腔熱血所化的憤激之詞，但就史觀而言，顯然是與“ 中國歷史停滯論 ”共享邏輯的。直至今天，仍有歷史作家以“秦制兩千年”的五字真言概括一部中國歷史，而無視兩千年中起伏跌宕、迂回曲折的歷史變動。
如果說，“秦制兩千年 ”與“ 中國歷史停滯論 ”只是寥寥數語的粗線條勾勒，1980 年代初中國學者金觀濤與劉青峰共同提出的“ 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構”史觀，則以一套煌煌數十萬言的理論，系統(tǒng)地闡釋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何以是一個“超穩(wěn)定結構”。簡單地說 ，兩位論者認為 ，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結構由三個子系統(tǒng)組成 ：以地主經濟為經濟結構，以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為政治結構，以儒家思想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結構。這三個子系統(tǒng)相互耦合而形成“超穩(wěn)定結構”。毫無疑問 ，兩位論者是認同“ 中國歷史停滯論 ”的：“社會結構的停滯性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基本的特點”，而“超穩(wěn)定結構 ”則旨在找到一把解釋“停滯性”的鑰匙。
“超穩(wěn)定結構論 ”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論魅力，在 1980 年代那樣的歷史情景下，論文發(fā)表后很快就風靡一時。但試圖用幾個簡單因素的耦合來解釋長達數千年的大尺度歷史走勢，顯然是冒險的，“超穩(wěn)定結構論 ”看似論證繁密，卻存在諸多自相矛盾之處，比如兩位論者在闡釋統(tǒng)一王朝的建立與持續(xù)時，將宗族勢力解釋為“宗法同構體”，視之為大統(tǒng)一的組織基礎；但在闡釋割據的形成時 ，又將宗族勢力解釋為“無組織力量”，當成地方割據的組織基礎。這在邏輯上是無法自洽的。更何況，一套理論如果建立的前提假說便很可疑 ，那么論證過程再繁密也是經不起推敲的，“超穩(wěn)定結構論 ”的前提假說是“ 中國歷史停滯論”，問題是 ，這個假說是歷史事實嗎？抑或只是“摸象人” 自己的想象？
相對來說，那些看到了歷史變動的學者描繪出來的“歷史大象”更加接近史實。這里我們要說的歷史變動 ，當然不是指改朝換代，而是指政治、社會與經濟形態(tài)的改變。這些改變通常也不是表現為具有明確時間拐點的突變，而是表現為具有長期過程的漸變。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 ，有兩次歷史大變遷（我們可以將這理解為歷史長河的大拐彎）是眾所周知的，學界對此也沒什么爭議。一次就是發(fā)生在戰(zhàn)國之時的“周秦之變”，從西周的分封制、貴族政治、領主經濟變?yōu)榍爻越档目たh制、中央集權下的官僚政治、地主經濟；另一次就是出現在清末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政制、司法、市政、經濟、文化等領域莫不發(fā)生巨變。按唐德剛先生的講法，兩次大轉型都是“一轉百轉的?！黜椣嚓P事物和制度的轉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喪制度、財產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轉變程序要歷時數百年才能恢復安定”。
而從秦漢至晚清這兩千年間 ，是不是發(fā)生過政治、社會與經濟形態(tài)的變遷，則是一個時有爭訟的話題，似乎以“秦制兩千年”論調最為多見，但也并非沒有挑戰(zhàn)成見的理論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至少有以下四種：
一是何茲全教授提出的“魏晉封建說”。何先生認為，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混亂并不是改朝換代的通?，F象，而是中國歷史進入中世紀的表現。戰(zhàn)國—秦漢時期，商品經濟發(fā)達，人身依附關系松弛，但自東漢后期開始，商品經濟出現衰退， 自然經濟占了優(yōu)勢， 自由平民與奴隸向依附民轉化 ，消極的宗教世界觀興盛，這是中世紀封建社會的典型特征。
二是“唐宋變革論”。這一假說由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首倡，其弟子宮崎市定做進一步闡發(fā) ，在海內外史學界影響極廣，眾多學者或參與對“唐宋變革論”的爭論，或運用“唐宋變革論 ”的框架分析中國歷史。概括地說，“唐宋變革論 ”認為，唐宋之際發(fā)生了一場涉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諸層面的轉型。它體現在經濟上，是城市工商業(yè)的興起，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指令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現在財政上，是國家財稅體系與城市商品經濟緊密結合，從徭役、直接稅、實物稅、農業(yè)稅、人頭稅轉向間接稅、貨幣稅、工商稅、財產稅；體現在社會上，是人身依附關系的松懈，從身份社會轉向契約社會，從固態(tài)社會轉向流動社會；體現在政治上，是門閥政體的解體，從貴族政治轉向官僚政治 ，從私人化的效忠關系轉向公共性的君臣關系；體現在文化上，就是市民文藝的興起，從孤芳自賞的貴族文化轉向市民喜聞樂見的市井文化。
需要說明的是，“唐宋變革 ”的概念雖然由日本漢學家率先提出來，但“變革”的部分內涵早已為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所觀察到，如宋人鄭樵說：“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晕寮疽詠恚∈坎粏柤沂?，婚姻不問閥閱?！?這說的其實就是唐宋之際門閥政治、門閥社會解體的過程。明代陳邦瞻說：“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 ，以至于周 ，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陳邦瞻認為， 自鴻荒時代至明代，中國歷史有過三次大變 ：第一次大變大約就是指從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發(fā)生在唐虞—西周之時；第二次大變相當于我們前面提到的“周秦之變”；第三次大變即“唐宋之變”（ 只不過古人不會用“唐宋變革”這樣的學術概念概括出來）。
三是“宋明斷裂說”。南開大學李治安教授在研究江南社 會經濟發(fā)展史時發(fā)現，“元代有關江南富民生計、商業(yè)和士人活動等記載相當豐富 ，與南宋相比毫不遜色。但明前期的江南，類似記載卻幾乎銷聲匿跡 ，后世追述議論也寥若晨星”，如此鮮明的對比，“容易給人以明前期江南曾發(fā)生‘文化斷裂 ’的感覺?！碑斎?，李治安沒有明確提出“宋明斷裂說”，只是認為明前期的江南社會容易讓人產生“斷裂”之感。
其實宋代與明前期的反差，不僅反映在民間的商業(yè)敘事上，更體現在財政結構、政府職能與人身支配程度上，而這些方面的“斷裂”可追溯到元代。元史大家周良宵先生曾指出元制帶來的落后影響：“它們（ 元制 ）對宋代而言 ，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后來的明朝所繼承。它們對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發(fā)展進程，影響更為持久和巨大。譬如說，世襲的軍戶和匠戶制度、驅奴制度、諸王分封制度、以軍戶為基礎的軍事制度等等。 ……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 ，到南宋滅亡 ，即陷于中斷?！?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制度 ，唯元制中尚存的宋制 ，比如重商主義政策 ，卻被朱元璋堅決扔掉。“宋明斷裂”即由此而來。
四是吳承明等學者提出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這是大陸歷史學界非常熟悉的主流學說了，相關論著可謂汗牛充棟。論者主要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建立“萌芽 ”論：“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系”，由于生產力的提高、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從晚明開始，在農業(yè)、手工業(yè)生產中普遍出現了自由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些雇工擁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又受雇于資本，其勞動被用于商品生產，而不是提供滿足雇主個人享受的服務；雇主雇傭雇工勞動，是為了生產價值，而不是為了生產使用價值，因而構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
如果中國歷史是停滯的、超穩(wěn)定的，那么“變革”與“萌芽”又是如何產生的？
2
“周秦之變”、“魏晉封建說”、“唐宋變革論”、“宋明斷裂說”、晚明“資本主義萌芽”、晚清“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六個勾畫中國歷史大尺度演變的理論假說，由不同的歷史學者提出，各不相關，但至少都具有能夠自圓其說的學術自洽。我們甚至可以將它們串聯起來，從而構成一條連貫的長時段歷史演進的線索—
陳邦瞻說“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西周以前的史料有限，我們姑且存而不論。西周則是典型的封建領主制：周天子、諸侯、大夫都是貴族領主，各有自己的領地、屬民與管治權，各層次的封建政府也由貴族組成；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大夫、大夫與士之間，均構成人身依附的君臣關系，君給予臣封爵、領地、屬民（ 士為最低層級的貴族，沒有領地與屬民 ），臣則發(fā)誓效忠于君 ，為君主提供貢物與兵力；不用說，屬民與領主之間，也有著人身依附關系，農民在井田勞作，以勞役地租的形式向領主繳納租稅，井田并非耕農所有，因而不可以交易；其他的商品交換也極不發(fā)達。
戰(zhàn)國之時，城市商品經濟開始活躍起來。與此同時，各封國長年累月相互征伐 ，戰(zhàn)爭壓力下，封國君主不得不采取更高效的政府組織機制、兵力動員機制與資源汲取機制，于是，一批有才干的沒落貴族乃至平民被任命為政府要員，大夫的封邑被改為由朝廷直接委派官僚治理的郡縣，平民乃至奴隸被動員上戰(zhàn)場，君主允許他們以軍功獲得封爵 ，井田也準許私有和交易，履畝而稅取代了勞役地租。這些變革在戰(zhàn)國各大封國都出現過，其中以秦國的變法最為徹底，秦國也因此強大起來，最終吞并六國，建立秦王朝，無數貴族領主被消滅，最大的貴族領主變成了皇帝。這便是“周秦之變”。
秦王朝雖二世而亡，但中央集權、官僚政治、地主經濟的制度遺產卻被保留了下來，只不過西漢初人們對周制記憶猶新、念念不忘，仍廣封王國，郡國并行，但這一細節(jié)無關歷史大勢。總的來說，西漢時期，作為周制特色的身份制色彩已被淡化，庶民不再是人身依附于領主的屬民，而成了編戶齊民；政府的職位也不再由貴族世襲 ，而是向平民開放，任何平民出身的讀書人都有機會通過察舉被選拔進政府。
但是，東漢末之后，隨著世家大族的崛起、商品經濟的衰 退，出現了“ 四世三公”“徒附萬計”“膏田滿野 ”的門閥士 族。“四世三公 ”意味著門閥士族變相壟斷了政府要職；“徒附萬計 ”意味著門閥士族擁有事實上的依附民；“膏田滿野 ”則是門閥士族的大莊園，在大莊園里勞作的便是依附民身份的佃客。換言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社會產生了“再封建化 ”的趨勢。此即“魏晉封建說”可以成立的史實基礎。不過，這 里的“再封建化”并不是說魏晉恢復了西周的分封制，門閥士 族也不是領主貴族，但從門閥變相壟斷權位、合法擁有大莊園 與佃客、士庶隔離、貴賤分化、 自然經濟回潮、人身依附關系強化、實物稅與徭役占統(tǒng)治地位等方面來看，魏晉南北朝的政 治、社會、經濟形態(tài)更接近西周，而非秦漢。
魏晉南北朝的中世紀特征（貴族化的門閥 + 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 + 人身依附關系 ）一直延續(xù)到唐代，但逐漸減弱。從晚唐開始，門閥士族式微，庶族得以跟士族一爭短長，平民的人身束縛趨于松弛，國家放棄了對臣民的身份與人身控制，轉而重視市場與商業(yè)創(chuàng)造的利益， 自然經濟讓位于商品經濟 ，人頭稅讓位于財產稅。所以陳寅恪先生將唐代分成兩個時代，“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后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所謂開啟趙宋新局面，是“唐宋變革論”的另一種表達。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唐宋變革 ”正好沿著與魏晉“再封建化 ”完全相反的方向展開 ：魏晉的政治由門閥貴族變相壟斷，兩宋的政府則向全體平民開放；魏晉的財政建立在實物稅與徭役之 上，兩宋的財政則建立在貨幣性的工商稅與專賣收入之上；魏 晉的社會貴賤分明、良賤相隔，兩宋的社會則是編戶齊民、一 視同仁；魏晉的經濟以鄉(xiāng)村自然經濟為主導 ，兩宋則是城市商 品經濟高度發(fā)達 ……
但是，我們要注意，“唐宋變革 ”只是發(fā)生在 8—13 世紀的中國歷史演變主脈絡之一。姚大力教授在給日本漢學家杉山正明的《疾馳的草原征服者 ：遼西夏金元》 中譯本作推薦序時提出 ：杉山正明“沿著與我們比較熟悉的‘唐宋變革 ’相并行的故事脈絡，為我們講述出了一段很不一樣的中國歷史”，這便是遼—西夏—金—元等草原王朝的歷史脈絡。兩段脈絡并行，共同構成了 8—13 世紀的中國歷史發(fā)展軌跡。草原王朝對“唐宋變革”幾乎沒有參與，如果說晚唐—五代—兩宋的制度已經跟唐前期分道揚鑣，遼—西夏—金—元則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唐前期的制度 ，并將其與草原舊俗舊制相揉合。所以當元朝取代南宋之后，除宋朝的重商主義被繼續(xù)保持外，其他方面的“唐宋變革 ”便宣告停止了，貴族政治、徭役型財政、身份制社會、人身依附關系全都卷土重來。到明王朝建立，連重商主義政策也被棄如敝屣了。這就是“宋明斷裂”發(fā)生的歷史背景。
中晚明以后 ，城市商品經濟重新活躍起來 ，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也為商品市場的繁榮提供了充沛的流動性，勃興的商業(yè) 力量開始沖擊老舊的社會結構；同時，北方沿邊抵抗草原部族 政權與東南沿海防御倭寇的兵力和物資動員，給朝廷帶來了巨 大的財政壓力，以實物稅+ 徭役支撐的“洪武型財政 ” 已經難以為繼，明政府最終不得不突破朱元璋定下的祖制 ，因應時勢 推行“一條鞭法”，將徭役折成稅，將稅折算成白銀征收。“資本主義萌芽”在明后期“洪武型財政”走向解體、“一條鞭法”施展開來的歷史條件下才有可能破土而出。
但“一條鞭法”不過是針對農業(yè)人口賦役的改革而已 ，宋代那種建立在發(fā)達商品市場與交引金融市場基礎上的國家財政體系、建立在擴張型國家財政基礎上的“大政府 ”職能，以及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體 ，從元初到晚清以前 ，整整五六百年間，始終都未能重新建構起來。直至晚清面臨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內有太平軍、捻軍叛亂，外有西方列強挾先進的軍事與經濟優(yōu)勢破門而入 ，亦即“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清政府這才被迫展開洋務運動（ 自強運動 ），被動開啟近代化。
以上便是我們統(tǒng)合諸家之說勾畫出來的中國歷史變遷大脈絡。這些歷史變遷是超越人們常說的改朝換代的。一方面，有些王朝盡管由不同的人所開創(chuàng)，但其政治、社會、經濟卻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即沒有發(fā)生歷史變遷 ，因而可以歸入同一個歷史時段，比如秦朝與西漢，北朝與南朝，隋與唐、遼金元。
另一方面 ，有一些王朝卻可以一分為二 ，分屬不同的歷史時段，亦即歷史變遷發(fā)生在一個王朝的中段，從而將這個王朝劃分成兩個不同的時代。比如西周與東周戰(zhàn)國時期同屬周王朝，但從政治、社會、經濟形態(tài)來看 ，卻儼然是兩個時代 ，西周是典型的領主貴族制的時代 ，戰(zhàn)國則是貴族制崩潰、王權制確立的時代；又如西漢與東漢都是劉漢王朝 ，西漢是政府向平民開放、社會結構比較扁平、商品經濟發(fā)達的時代，東漢后期卻是世家大族崛起、貴賤分層、商品經濟衰退的時代；又如唐王朝，前期承魏晉南北朝余緒，是門閥政治猶存、 自然經濟尚占上風的時代，后期卻是商品經濟勃興、門閥士族退場的時代；再如明前期與晚明，清前期與晚清，同樣恍若隔世，“資本主義萌芽”只可能產生于晚明而不可能產生于明前期，洋務運動也只能出現在晚清而不可能出現在清前期。
如果以重大的歷史變遷為分水嶺，我們可以將漫長的中國歷史分為若干個歷史時段，戰(zhàn)國以前是一個時段；從戰(zhàn)國至東漢前期是一個時段 ，大約有600 年的時間；東漢后期至唐前期是一個時段 ，大約也是600 年的時間；唐后期至南宋末是一個時段，大約500 年；遼金元至晚清以前是一個時段 ，如果從元朝算起，時間也是大約500 年。當然，我們這個時間劃分是粗略的，并不精準，但或有助于打破“秦制兩千年 ”的刻板印象。
3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中國歷史長河中的那些“河道拐彎”—歷史變遷的性質與意義呢？我們一定都同意，晚清的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轉型的啟幕，100 多年前的近代化先驅希望通過發(fā)展軍事、工業(yè)、商業(yè)、金融業(yè) ，擺脫內憂外患 ，建設富強的近代化國家。
近代化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原指西歐各封建制王國走出中世紀的歷程，具體點說，即通過王權的擴張削弱封建領主與教會的特權，建立強大的官僚制政府；通過推行重商主義的政策發(fā)展經濟，同時建立與商品市場、金融市場緊密結合的國家財政體系；通過文藝復興運動解放神權對人的精神禁錮；通過普及市民權解放農奴制的人身束縛。
如果以這樣的近代化內涵理解傳統(tǒng)社會的轉型，我們馬上會發(fā)現2000 多年前中國歷史上的“周秦之變”便是一場極度早熟的近代化運動 ，秦王朝建立的便是最早的現代官僚制政府。這個說法當然不是我個人的穿鑿附會，讓我引用著名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看法吧：“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發(fā)明了現代官僚機構。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官僚機構自周朝中國的混亂中崛起，全沒計劃，只為征收戰(zhàn)爭所需的稅金”，“周朝晚期，中國各地逐漸采用現代國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國”，秦國通過商鞅變法擴張了王權，削弱了貴族特權，建立了官僚體系（意味著平民也有機會獲得官職 ），廢除了井田制（ 意味著井田農脫離了農奴身份），弱化了封建性的人身依附，“馬克斯 · 韋伯定為本質上的現代特征，秦朝如果沒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很熟悉中國的韋伯為何把中華帝國描述成家族國家，這是個謎”。
但是，不管是按傳統(tǒng)儒家的準則 ，還是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秦國這場由法家主導的變法都可謂是壞的近代化試驗，因為它雖然使平民掙脫了封建制的人身依附 ，卻又將他們驅入更嚴密的秦制牢籠；它雖破壞了等級森嚴的封建宗法團體，卻不能重建近代性的社會組織，使社會完全喪失了自我維持的活力；它雖然打破了農奴式的井田生產關系，但出于耕戰(zhàn)的國家目標又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它雖然建立了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與財政汲取能力 ，卻無法采用市場化的動員方式 ，只能依靠暴力機器超限度役使民力、壓榨民脂。也正因為如此，秦國雖然通過變法迅速變得空前強盛，卻無法持久，統(tǒng)一六國后又迅速覆滅。
針對法家方案的內在缺陷，西漢以后的多數王朝都在秦制框架內引入了儒家主張，包括攬納士人進入政府，推行輕徭薄賦之政，宣揚儒家義理，扶植儒家士大夫重建宗族共同體，等等。先秦儒家的許多治國主張都是與法家相反的 ，法家為王權的擴張極力辯護，儒家卻希望回到多中心的貴族治理模式 ，今人多以為儒家是“皇權專制”的鼓吹者，這是天大的冤枉，但若說儒家支持貴族政治、貴族特權，則不算污蔑。只是秦制建立后，郡縣制、官僚制的構架已不可撼動，在郡縣制、官僚制構架內嵌入儒家推崇的貴族制，順理成章的結果便是形成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士庶隔離局面。從本質上講，這種“再封建化”是逆近代化的，而“唐宋變革”則是回歸近代化轉型的歷史變遷。
將“唐宋變革 ”視為近代化轉型，是許多漢學家的觀點。首倡“唐宋變革 ”論的內藤湖南即認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福山則援引內藤的見解，提出： “ 中國建立（或重建）較為現代的政治制度 ，不是 17 世紀和 18世紀與西方接觸之后，而是在唐宋之間的過渡期?！?福山使用了“重建 ”一詞，顯然是因為他相信，在此之前，秦王朝已經建立了現代國家制度。從某個角度來看，宋朝與秦朝的政制確實要比其他的任何王朝都更接近，比如政府組織的官僚化程度最高，而貴族政治色彩最淡薄，以至被明末的王夫之譏為“孤秦陋宋”。不同的是，秦朝的官僚集團由“工具人”一般的技術官僚組成，宋朝的官僚集團由接受過儒家價值觀熏陶與行政 – 司法專業(yè)訓練的士大夫組成。而與宋代的“純粹的官僚政治 ”相比，遼金元明清等王朝都保留了濃厚的貴族政治遺風，在以周制與秦制為兩端的橫標上，顯然更靠近周制這一端。
宋代的現代色彩當然不是僅僅體現在官僚政治上，都市發(fā)展、貨幣經濟、金融市場、科技發(fā)明諸層面的現代性都十分引人注目、令人炫目。以王安石、沈括等北宋變法派士大夫，南宋葉適、陳亮等事功學派士大夫為代表的宋代儒家，也要比漢晉經學家、宋明清道學家更具擁抱市場經濟的自覺 ，他們的思想氣質極富現代氣息。
為避免自說自話 ，我還是引述漢學家的評價。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說：“在20 世紀末葉提及王安石 ，我們只更感到驚異 ：在我們之前900 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范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時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當王安石對神宗趙頊說‘不加稅而國用足’，他無疑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增長。當生產增加貨物流通時，即使用同一稅率也能在高額的流通狀態(tài)里收到增稅之成果，這種擴張性的眼界與傳統(tǒng)的看法不同，當時人的眼光將一切視為不能改變的定數，因此王安石與現代讀者近 ，而與他同時代人物遠?！?p/>
黃仁宇又說：“公元960 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鹚幹l(fā)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只使用水密隔艙等，都于宋代出現。在 11 、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十三世紀的中國其現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驚的 ：它獨特的貨幣經濟、紙鈔、流通票據，高度發(fā)展的茶、鹽企業(yè)，對外貿易的重要（ 絲綢、瓷器），各地出產的專業(yè)化等等。國家掌握了許多貨物的買賣 ，經由專賣制度和間接稅，獲得了國庫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各方面，中國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國家，其自豪足以認為世界其他各地皆為化外之邦?！?p/>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發(fā)表過一篇題為《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的長文，文中論及宋朝部分，直接使用了“世界‘近代化 ’的序幕 ” 的標題，文章說：“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 ’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 ’的標準，例如 ：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fā)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p/>
國內不少學者習慣于認為，近代化是西方歷史演進的產物，即使不得不承認“宋代確實具有某種modern looking（ 近世化面貌）”, 也一定要強調那只是“看上去像現代的東西 ，是似是而非的”。這樣的意見就好比，有一種動物看起來像鴨子，走起來像鴨子，叫起來像鴨子，但我們的學者堅定地說，那也不是鴨子。原因也許是這些學者堅信“ 鴨子 ”只會出現在西歐，絕不可能提前出現在宋代中國。
我想提出：“唐宋變革 ”是繼“周秦之變 ”之后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近代化，而晚清的洋務運動則是第三次近代化。之所以又有第三次，是因為隨著宋王朝的滅亡，“唐宋變革 ”代表的第二次近代化遭遇了嚴重挫折，元明王朝建立的制度—不論是政治層面的貴族制、家臣制，財政層面的實物稅與勞役制，還是社會層面的奴婢賤口制，經濟層面的賤商抑商（ 明王朝），都是逆近代化的。至于晚明的“資本主義萌芽”，那不過是“萌芽 ”而已，談不上“變革”。況且，以自由雇傭勞動為特征的生產關系也不是明清時期才出現的，我們在宋代、唐代甚至漢代的手工業(yè)生產中也可以看到大量這樣的“萌芽”。
如果說，法家主導的“周秦之變 ”是一種被許多人當成負面遺產的壞的近代化 ，那么“唐宋變革”所展現的近代性圖景大約可以說是近代化的范式，至少有一部分學者在嘗試用“宋朝化”的視角描述近代化的歷史展開。比如，對于晚明的“一條鞭法”，劉光臨教授說，“一條鞭法承認市場作用和移民自由，徹底否定了洪武型實物財政和里甲攤派體制 ，對于有明一代經濟社會之發(fā)展意義重大，但這僅是回到 8 世紀唐宋變革以來經濟市場化和財政貨幣化的軌道上”1；對于晚清洋務運動，劉光臨也說，“晚清之后局勢變遷與唐宋變革有相似性”，“就軍事—財政關聯而言，晚清改革是重回宋朝立國模式”。
我們再將視野拉到世界史。對于西歐文藝復興以后的資本主義興起，劉光臨教授同樣認為這正是“宋朝化 ”的呈現： “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十七世紀的荷蘭 ，還有十八世紀的英國，都在南宋之后走過相似的道路”，這里的“南宋道路”，指宋代產生的“資本主義的雛形”，即“市場化的戰(zhàn)爭、貨幣化的財政和中央集權的政府共生共濟”。另一位學者羅冬陽教授也稱：“放眼 17 世紀中葉以后的西方 ，則會發(fā)現英格蘭等地發(fā)生的金融革命有著相當程度的‘宋朝化’特征?！?
對于日本的明治維新 ，東京大學教授小島毅曾提出 ，明治日本的思想、社會、王權等，“在相當程度上與宋朝以后相似”。另一位年輕的日本學者與那霸潤進而將明治維新定義為“ 日本的宋朝化”：“把迄今為止看作‘西洋化 ’的明治時期的改革成果仔細研究發(fā)現，實際上那些改革同時也可看作‘ 中國化’，甚至相比‘西洋化’，‘ 中國化 ’的特征更為顯著?！?與那霸潤又將“ 中國化”稱為“宋朝化”，主要表現為：“大政奉還”，確立了天皇的一元化王權；廢藩置縣 ，建立中央集權，以高等文官任用考試組織官僚制政府；廢止身份制度，實現職業(yè)選擇自由化；正式認可土地交易，改年貢為地租、改實物繳納為貨幣繳納，等等。
引述這些歷史學者的觀點，當然不是為了爭近代化的發(fā)明權，而是想強調 ：近代化的動力一直內在于我們的歷史之中。即使遭遇到“魏晉再封建 ”與“宋明斷裂 ”的暫時逆轉，內在于歷史的動力也總會驅使著歷史回到近代化的演進軌道，從“唐宋變革”到晚明“一條鞭法”再到晚清“ 自強運動”，莫不體現了內在于歷史的近代化驅動力。
這即是本書要展示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演進史觀。
一直以來，不少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海外學者都以“沖擊—回應論 ”解釋晚清的近代化轉型，其代表人物是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費正清看來，晚清的近代化歷史進程是“一個更加強大的社會（ 指西方列強 ）的入侵所推動的”，在西方的強力沖擊下，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不得不做出回應 ，這才開始了近代化轉型。顯然，“沖擊—回應論 ”的背后邏輯就是“ 中國歷史停滯論”、“超穩(wěn)定結構論”。不用說，所有持“停滯論”的人在解釋晚清轉型時 ，唯有運用“沖擊—回應論 ”才能保持邏輯自洽，他們“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比作是一個動態(tài)的社會，而把中國說成是一個長期以來處于停滯狀態(tài)的傳統(tǒng)社會。 中國缺乏自身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只有經過西方的沖擊 ，才能有可能擺脫困境，取得進步”。如此一來，中國社會被當成自外于近代化歷史進程的他者，近代化被當成從外植入的異質文明 ，何其荒謬。
我們認為，“沖擊 ”在晚清是客觀存在，“回應 ”亦是；但同時，“走向近代 ”也是傳統(tǒng)中國的歷史慣性，這一歷史慣性構成了推動晚清自強運動的內在動力。晚清地方行政系統(tǒng)中出現眾多以“局 ”命名的臨時機構，如軍需局、善后局、礦務局、洋務局、機器局、船政局、厘金局、電報局等等，這些局彌補了原有官僚體制僵化、政府職能退化的缺陷 ，在晚清近代化過程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 ，其創(chuàng)立發(fā)端于太平軍興時期，其淵源卻可追溯到宋代的“務”，如造船務、坑冶務、商稅務、樓店務、市舶務、榷貨務、便錢務、市易務等等。晚清政府始征厘金，與其說是因為西方“沖擊”，倒不如說是迫于與太平軍長年作戰(zhàn)而加重的財政壓力，厘金分“活厘”與“呆厘”，“呆厘 ”征自坐賈，“活厘 ”征自行商，實際上就是對宋代住稅、過稅的復刻，厘金局亦相當于宋代的商稅務。
有學者提出，“在太平天國運動的打擊下，清廷被迫進行自我調整，總算走出了一條全新的財政道路”，“藉此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諸方面，都發(fā)生了深刻而意義重大的變化”。而晚清財政的這場近代化轉型，“基本是內生性的，既受時局的重大影響，也是道光以來財政實踐的自然結果 ，更多的是由于內在的自我調節(jié)能力，西方的影響反而在其次”。此說盡管有點高估清王朝的“ 內在的自我調節(jié)能力”，但顯然要比所謂的“沖擊—回應論”更為公允，注意到了晚清近代化轉型的多維度推動。
不過，這樣的歷史敘事要求我們必須講清楚一個問題 ：為什么明清中國未能完成近代化 ，以致晚清之時，社會轉型還顯得那么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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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是一個比較老套的問題了 ，大約 100 年前，英國漢學家李約瑟便提出了一個疑問 ：古代中國對人類科技發(fā)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為什么科學和工業(yè)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fā)生？ 此即著名的“ 李約瑟之問”。之后，“李約瑟之問”被討論者擴展為探討近代中國為何衰落的宏大議題：“直到 16 、17 世紀，甚至 18 世紀， 中國社會經濟的各項基本指標， 比如人口增長率、人均GDP 和生活水平、工業(yè)化程度、市場規(guī)模和運作狀況， 以及科學技術水平等，也決不遜色于西歐，在一些重要領域甚至比西歐表現得更為出色。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在技術等各方面一度領先，直到前工業(yè)革命時期仍與西歐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中國為何沒能發(fā)展起來，不但在國際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甚至一度淪落為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呢？”
海內外無數學者參與了對“ 李約瑟之問”的討論，提出各種各樣的解答。 比較有代表性的回答有“ 中央集權說”與“產權制度說”。前者認為傳統(tǒng)中央集權妨礙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后者認為王朝政府對財產權沒有給予尊重和保護，抑制了資本主義的產生。然而，如果說中央集權對社會經濟發(fā)展起到阻卻的作用，那為什么直到 17 世紀， 中國社會經濟的各項指標能夠領先于西方？ 至于說中國傳統(tǒng)王朝對財產權缺乏保護 ，一方面維也納大學教授皮爾 弗里斯卻指出， 中世紀—近代初期的歐洲國家經常沒收教會與貴族的財產，并且多次以債務違約的方式攫取臣民的錢財；另一方面，福山則認為，“正常時期的中華帝國很可能在地方層次享有‘足夠好 ’的產權”，以為王朝政府可以隨意剝奪民眾財產，那不過是今人自以為是的想象罷了。
最近二十年，漢學界對“大分流”的爭論興趣蓋過了“李約瑟之問”。“大分流 ”由美國加州學派代表性學者彭慕蘭提出，關注的問題與“李約瑟之問”類似 ：直到 1750 年之前，中國最發(fā)達的江南地區(qū)與西歐最發(fā)達的英格蘭有著無數驚人的相似之處 ，為什么卻在 18 世紀發(fā)生了“大分流”：英格蘭出現了工業(yè)革命與資本主義 ，江南卻沒有。不過彭慕蘭的關注重心不是“為什么江南沒有變成英格蘭”，而是“為什么英格蘭沒有變成江南”。但對我們來說，這兩個問題其實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二十年來，也有眾多學者參與了“大分流”的討論，并提出各種解釋“大分流 ”何以產生的見解，其中，包括皮爾 · 弗里斯教授在內的多位學者都提到了一個重要因素 ：國家能力。概括地說，近代英國的成功得益于強大的國家能力 ，英國政府“不僅是大規(guī)模的采購者和重要的雇主，而且在積極引導經濟向某一特定方向發(fā)展方面 ，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英國很多重要的‘產業(yè)’和‘貿易’都曾得到過政府政策的扶持，在很多時候，如果沒有這些政策很難想象它們可以崛起”。
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 ：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在比較了古代中國、印度、阿拉伯、非洲和歐洲國家的不同發(fā)展路徑之后，也特別指出強大的國家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 同時福山也強調了法治與責任制的重要性 ）：“你‘叫政府讓開 ’后，市場經濟和富裕不會魔術般出現 ，它們得依賴背后的產權、法治、基本政治秩序?！备Ｉ街鞯闹髦茧m然不是響應“大分流 ”的討論，但他的論述可以為“大分流 ”的國家能力因素提供注腳。
與同時期的英國相比，清王朝的國家能力顯得過于羸弱（ 美其名曰“無為而治 ”），除維持社會治安與司法仲裁外，其他方面的政府職能嚴重退化，在社會與經濟發(fā)展事務中可謂處于“讓開”的狀態(tài)（ 明王朝同樣如此）：
1 ）社會事業(yè)方面 ，清政府“崇尚簡易 ，辟交通、開水利、恤鰥寡、辦學校等諸事業(yè)，全仗人民自謀自行。至于社教建設及公營事業(yè)，也基本不見政府財政支持的蹤跡”；“在清代大部時間里，城市的重要建設，與社會福利一樣，并非國家直接積極主動介入的事務；在很大程度上，這應當歸因于國家機器特別是地方行政管理機構的日益衰弱與困乏。其結果就是公共建設工程一般嚴重不足，其建設與維修只能留給地方精英零零散散地去做”。
2 ）產業(yè)發(fā)展方面，清政府也“太羸弱了，以至于無力支持‘工業(yè)化 ’的進程，即使私人經濟可以‘ 自發(fā)’地產生工業(yè)化”。晚清之時，清政府被迫走上興辦洋務之路，其財政制度仍然是“十九世紀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嚴重障礙。從國家能力的角度看，清政府沒有主動利用其稅收作為資本來募集長期借貸，無論是現代海軍建立和鐵路修建，只能依靠政府有限的財政撥款，進展緩慢”。“洋務運動始終不能形成規(guī)模工業(yè)無疑和政府的財力有關。這種局限在中日比較維度上尤其鮮明 ：如不少學者所言， 日本之所以能在 1870 年后逐步在經濟層面領先于中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兩國政府之間相當驚人的財力差距”。
3 ）國內商貿方面，清王朝并不像明初那樣賤商，但也談不上重商，政府的經濟政策盡管不能說是“ 自由放任主義”，但也絕不是“重商主義”。近代初期的西歐重商主義者堅信， “ 國家必須在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力求促進繁榮”，但清政府顯然并沒有興趣扮演這樣的角色。雖然官府重視糧食與紡織品的生產，并對少數商品比如食鹽、人參實行專賣，但總的來說，清政府更加傾向于讓市場自力更生 ，很少積極地去干預民間商業(yè)，更缺乏一個“試圖從根本上改變和‘升級 ’經濟的總體戰(zhàn)略”。
4 ）對外貿易方面，清初有過十分嚴厲的“海禁”，即使在實行“ 四口通商”以后，清政府對海外貿易也并不熱心，他們“制訂了許多針對所有外貿交易的限制性措施，這些措施幾乎涉及我所知道的國家的所有對外貿易。這也阻礙了外來移民以及向外移民”。當那些在海外經商的大清商人被荷蘭殖民者殘忍殺害后，乾隆皇帝的反應竟然是“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而同時期的英國，是以國家的堅船利炮為商人開辟航路、保護本國外貿利益的；在此之前的宋代，朝廷雖然沒有組建遠洋艦隊，但也在近海設立了海上護衛(wèi)隊，打擊海盜，為進出中國海的商船保駕護航。
5 ）貨幣制度方面，清政府沒有“貨幣主權 ”的觀念，盡管銅錢為官鑄，白銀卻一直以稱量貨幣的原始形態(tài)存在，“貨幣當局對此沒有實施有效的控制。這是一個糟糕的制度 ，缺乏根據市場對流通媒介的需求調節(jié)貨幣供應量的靈活性”，當白銀大量流出海外時 ，清政府完全無能為力。實際上，“相當長一段時間，清朝統(tǒng)治者總體而言似乎并不關心中國的貨幣。幾個世紀以來，他們沒有鑄造任何銀幣，也沒有印刷任何紙幣，雖然有人建議這么做”。作為稱量貨幣的白銀 ，支付過程非常煩瑣，需要重復稱量、換算、檢驗成色 ，而且銀銅笨重 ，攜帶與運輸都十分不便 ，非常不利于長途貿易與大宗交易的開展。然而，清政府對這些問題漠不關心，別說鑄造標準化的銀幣、發(fā)行銀票，連統(tǒng)一的白銀成色與砝碼標準都未能建立起來。 “直到乾隆年間，民間票據市場方才出現。 ……與長期以來政府壟斷票據相反 ，19 世紀主要是舊式私人銀行和公司發(fā)行的紙質票據供流通使用”，清政府對票據市場的產生既不感興趣，也沒起到多少作用。
6 ）司法仲裁方面，清王朝同樣存在著國家能力不足的瓶頸，民商事立法過于粗疏，司法系統(tǒng)過于簡陋，“《大清律例》的2354 條律例中，只有 120 條涉及民事、31 條涉及商事，兩類加總只占6.4% ， ……更何況到 19 世紀還不存在專門法院和專職法官”，根本不足以處理近代社會日益錯綜復雜的民商事糾紛。這對民營企業(yè)的資本積累是極為不利的 ，因為當晚清的企業(yè)“試圖通過新型公司體制去完成部分資本積累時”，卻發(fā)現孱弱的司法“無法為私營企業(yè)提供足夠可靠的跨地域、跨社會執(zhí)法能力，尤其無法在熟人交際圈之外強迫執(zhí)行公司章程這種相對比較復雜、具有一定財產權性質的私人合同。其結果就是，絕大部分民營企業(yè)始終無法擺脫對于熟人網絡的制度依賴，也因此難以完成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所需要的資本積累”。
而在這幾個方面，宋代政府的表現即使可能不及 19 世紀的近代歐洲，至少也要比明清政府更出色。想想宋政府對礦產開發(fā)、橋梁與碼頭建造、水利工程修建的熱情，對商人遠距離貿易的積極誘導和調動，對市舶貿易的鼓勵與支持 ，對紙幣的發(fā)行與回購，對票據市場的調控與利用 ，對商業(yè)/ 產業(yè)資本的官營借貸，對民商事活動的繁密立法 ，以及行政系統(tǒng)中大量經濟部門（ 司 、監(jiān) 、務 、場 ）與專職經濟官員（監(jiān)當官 ）的設置，我們便可以確信這一點。
明清兩朝國家能力的孱弱，癥結在于財政汲取能力的低下。從明初直至晚清征收厘金之前 ，這兩個王朝的財政都高度依賴農業(yè)稅，即便城市商品經濟相當繁榮，明清政府也從未想到將國家財稅與商品市場結合起來 ，更別說發(fā)行公債券了。朝廷標榜輕徭薄賦、政簡刑清，實質是無法征收到更多的稅賦、支持更大的政府規(guī)模。不妨將清王朝與近代英國放在一起比較一下：“18 世紀60 年代英國有2 萬名文職人員為中央政府工作， ……稅務官是所有這些官員中的主要部分，大約占到了80%”，這么龐大的征稅隊伍是清王朝難以望其背項的；1802年至 1851 年，“英國的年總稅收從未低于3900 萬英鎊”，而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前期 ，清政府的財稅收入“從未超過6000 萬~8000 萬兩白銀，折合2000 萬~2700 萬英鎊”，考慮到當時中國的人口數目是英國的 10 倍以上 ，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之低可想而知。直至清末，財政歲入才因為有厘金、洋關稅與官營收入的貢獻而實現大幅增長，但仍然入不敷出，且用于支持洋務實業(yè)的財政支出僅占晚清財政收入的2.9%2 ，可見不管就財政能力還是就財政對實業(yè)的扶持力度而言，清政府都落后于西方列強與明治日本。
晚清以前，情況無疑更加糟糕。由于財政汲取能力的極其低下，明清王朝只能維持低廉成本的極小政府 ，不要說投資公共基建、興辦實業(yè)、提供商業(yè)/ 產業(yè)資本貸款，就連必不可少的政府基本職能 ，比如建立一支專業(yè)的司法官與稅務官隊伍，明清政府都未能做到，以致地方政府的長官只能自掏腰包聘請刑名師爺、錢谷師爺。福山說 ，明王朝缺乏利益最大化精神，“鄭和遠航印度洋時 ，發(fā)現了全新的貿易通道和文明社會 ，但沒有激起好奇心，也沒有后續(xù)的遠航”。其實明王朝的遠航活動之所以草草而終，并不是因為鄭和團隊沒有好奇心，也不是因為明朝人缺乏利益最大化精神，而是明代的小政府根本無法維持大航海的成本。用黃仁宇的話來說：“明朝的第一個皇帝不顧世界潮流，制造出來的一種財政體系，過于簡陋；第三個皇帝又不顧其設計之目的，只拉過來將之濫用（ 吳按 ：指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 ），第五個皇帝采取收縮退后政策（ 吳按：指明宣宗在進行最后一次遠航之后 ，下令嚴禁出海航行），使之不致全面崩潰?！?p/>
我們很難想象 ，以明清王朝如此低下的國家能力 ，遇上近代這樣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還能夠從容應對。相比之下，宋代政府不管是財政汲取能力（ 這取決于政府能否將國家財政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還是財政支付能力（ 這關系到政府能否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及扶持產業(yè)與貿易發(fā)展），都遠勝于明清政府。假如在 19 世紀與近代潮流迎面碰上的不是清政府 ，而是宋政府，近代化的轉型會不會順利得多呢？
有作為的政府是傳統(tǒng)社會轉向近代社會的強大推動力，是近代化轉型的必要條件，但我們要補充說明，它并不是充分條件。近代化的展開，離不開國家能力、社會組織能力與市場配置能力的密切配合與良性互動?？v覽歷史，在法家建立的秦制下，國家能力十分強大，但社會組織能力與市場配置能力都受到嚴重抑制，因而秦朝無法完成近代化；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世家豪族具有無與倫比的社會組織能力，但這種組織能力依靠人身依附關系維系，而且國家能力衰弱、市場配置能力高度退化，也就離近代社會更加遙遠了；明清時期，士紳集團已實現了對地方社會的控制（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權威 ），商品經濟也逐漸繁榮起來 ，但國家能力萎縮，以致無法應對近代潮汐拍岸而來、卷起千堆雪的復雜局面。
相對而言，宋代的政府、社會、市場三者之關系達到了比較均衡的狀態(tài)。一方面，宋政府基于強大的財政汲取能力與財政支付能力，可以發(fā)揮更大的國家職能；另一方面，門閥士族已經解體，人身依附關系已經解放，但社會并未因此變成秦制下的原子化狀態(tài)，市民的結社、工商業(yè)者的行會，以及鄉(xiāng)紳對鄉(xiāng)村社會的再組織（ 如建立宗族、義莊、鄉(xiāng)約、社倉），顯示宋代的社會組織能力并沒有隨著門閥士族的解體而渙散；再者，宋代商品經濟發(fā)達，市場不管在商品交換還是在政府動員方面都起到支配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宋代的政府、社會、市場三者相互配合、利用的程度很高。比如政府可以利用商人的行會完成政府購買，利用發(fā)達的票據市場發(fā)行有價證券，通過調動商人的長距離貿易完成軍需物資的調配，通過動員寺院募集資金修建橋梁；商人也可以從政府的財政能力中獲益 ，比如獲得采礦本錢、經商本錢的貸款，通過承包政府的采購賺取利潤；一些公益性的社會組織如書院、社倉也能夠得到政府的資助。
當然，如果細究的話，宋代政府、社會、市場的關系中不會缺少齷齪的東西，但哪個王朝沒有呢？總的來說，以宋代的國家能力、社會組織能力與市場配置能力 ，它應該比歷史上其他任何王朝都更能夠勝任近代化的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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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還想贅言幾句本書的大致內容。
本書正文由 12 篇文章組成，內容似乎有些龐雜，不成體系，不過主題是一以貫之的，即圍繞“唐宋之變”的主線展開歷史敘事?！疤扑沃儭钡摹疤啤?，不僅指具體的一個王朝，也代指一個古典式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時間跨度約有600 年，從東漢末至唐前期；這個時代的特點是自然經濟占統(tǒng)治地位 ，城市作為政治中心而非經濟中心存在，廣大的鄉(xiāng)村分布著大量自給自足的大莊園 ，城鄉(xiāng)居民很少有商品交換 ，即使是商品交換，也多表現為以物易物的形式，貨幣經濟極不發(fā)達；社會中階級壁壘森嚴，等級分明，貴賤有別， 良賤相隔，階級和等級取決于先天的血統(tǒng)身份，而非后天的經濟條件 ，庶民與賤民受到嚴重的人身束縛，不管是縱向的階層流動還是橫向的地域流動都受到限制；文學、藝術以華麗的貴族審美為主導；政府的重要職位由門閥貴族變相世襲 ，國家財政高度依賴農業(yè)稅、人頭稅、實物稅與徭役。
“唐宋之變”的“宋”，也不僅指具體一個王朝，還代指一個富有現代氣息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時間跨度約有500 年，從中晚唐至南宋末。這個時代的許多特點都與“唐 ”恰恰相反：商品經濟取代了自然經濟 ，許多城市都變成了經濟中心，由來已久的宵禁制度被突破，出現了繁華的夜市，市場發(fā)揮著越來越明顯的作用，城鄉(xiāng)居民（特別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經不能離開商品交易，人們的日常交易、雇傭工值、租賃、借貸都用貨幣結算，大莊園的勞役制也為自由結合的租佃制所代替；建立在血統(tǒng)身份之上的社會等級已經瓦解 ，階級壁壘被打破，賤民趨于消亡，人身依附關系松弛，社會流動變得更容易；城市中誕生了取悅市民的市井通俗文藝 ，即使是最優(yōu)秀的文學家，也熱衷于創(chuàng)作供藝人歌唱的流行歌曲，其歌詞就成了宋詞；政府前所未有地重視工商業(yè) ，也極善于利用市場，適時地將財政的重心建立在城市商品經濟的基礎上，因而也獲得了更強的財政汲取能力與財政支付能力。
要問哪一個時代更接近我們身處的現代社會，毫無疑問，是后者。因此，在我的定義中，“唐宋之變 ”就是從傳統(tǒng)向現代的演變，就是“古今之變”。當然，上述所有的變遷 ，絕不是一夜之間的突變 ，也不是同步發(fā)生的大轉變 ，而是基于長期積累的漸變 ，是參差不齊地發(fā)生的演變 ，就如沖積平原的形成。所以，我們要講述的“唐宋之變”也可以概括為文明的“沖積平原論”。
本書完稿后，為了顯得更系統(tǒng)化一些，我將 12 篇文章分成了上中下三輯 ：上輯4 篇文章，從社會史的層面考察了女性婚姻、平民稅負、游民群體、賤民階層的變遷，關注的重心是唐宋變革背景下人身束縛、人身支配、人身依附關系的解放，如前所述，這正是近代化的典型特征；中輯3 篇文章，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分析貴族政治、君臣定位及其演變軌跡，從中揭示出近代化的另一條線索—私人性的效忠關系消退，政治的公共性顯現；下輯5 篇文章，側重于講述宋代的城市商品經濟與建立其上的國家財政，重點關注唐宋變革背景下財政與市場的積極互動，而這也是近代化的重要表現。
我希望通過這組文章勾畫出“唐宋之變 ”的輪廓 ，并以“唐宋之變 ”為支點，向唐之前、宋之后的歷史伸展，拼接出中國歷史的大尺度演進軌跡?；诖耍覀兿嘈胖袊鴼v史并不“停滯”，也并非“超穩(wěn)定”，更不是自外于近代化歷史進程的他者，恰恰相反，“走向近代 ”是內在于我們歷史之中的演進動力。
我們試圖打開的視界很大 ，想要一覽千年 ，想提出一個可以涵蓋不同學人提出的西周封建論、周秦變革論、秦朝現代論、魏晉封建論、唐宋變革論、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晚清近代化論的歷史解釋框架，但面對長達數千年的歷史 ，也許每一個觀察者都是“摸象 ”的“盲人”，我們也絕不能例外。限于作者的眼界、見識、立場、思維定勢，甚至可能還有眼高手低、一葉障目的情況 ，因此本書難免存在一些史實方面的錯漏，或史識方面的偏頗。期待諸位朋友賜教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