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鎮(zhèn)江近代司法檔案輯考·訴訟文書卷》由緒論及上下編組成，上編包括五章“訴訟文書”，下編為三則原始案例。上編由“警察訴訟文書”“檢察官訴訟文書”“推事訴 訟文書”“當事人訴訟文書”及“律師訴訟文書”五部分組成，五部分訴訟文書的次第組合，即警察—檢察—推事—當事人—律師，涵蓋訴訟程序的全過程，體現(xiàn)了輯考者的獨特匠心。清末民初，近代訴訟體系逐步建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漸趨成熟，警察的偵查、檢察的起訴、法官的判決、當事人的訴求以及律師的辯護，通過本卷的布局串聯(lián)，形成比較完整的訴訟鏈條，各部門之間的職能分工大體顯現(xiàn)。閱讀本卷，透過典型案例，有助于深入了解近代中國的訴訟。
關于傳統(tǒng)訴訟制度向近代的過渡。時間跨度上，搜羅最早的訴訟文書為咸豐九年（1859年）丹徒知縣的民事訴訟判詞，最晚的為 1948年的相關訴訟文書，縱貫近一個世紀，有傳統(tǒng)的繼受，也有近代的轉型。如本卷上編第三章的丹徒知縣判詞雖系“抄件”，卻為咸豐九年的判決，傳統(tǒng)判詞的表達，如“索詐錢文”“受賄徇情”“殊堪痛恨”“顯系扛架，亦屬不合”“本應深究”等，以及判詞的口吻，純?yōu)橐蝗朔ㄍr的判官手筆。當事人的訴訟文書，則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抱告狀及保狀各一份，其系同一案情的兩份文書：一為子女不服從教養(yǎng)忤逆尊長，家長行使《大清律例》賦予的“送懲”權，請求官府“重責收押，俟其悔過自新”，再由家長“稟請核釋”，官府同意收押； 一為該逆子被收押半年后，其父生病臥床，思子心痛，其母親年邁，無人侍奉，乃由其母邀同親屬、鄰居向丹徒知縣申請保釋，逆子承諾“悔悟”，不再“忤尊滋端”，知縣這才堂諭放人。兩則文書記錄了一樁完整的訴訟案情：家長的送懲權，縣衙的收押義務，家長申請保釋的權利，是《大清律例》“子孫違犯教令”條款有效施行的記錄。以往判例判牘中所見家長送懲的多，而申請保釋的少，該文書保留了這方面記敘。還有一份宣統(tǒng)三年（1911年）的民事訴訟文書：盡管當事人狀告被“劣董”孫某敲詐勒索、爭取人身自由，幾乎聲淚俱下，但江蘇高等審判廳一紙批文“本廳為江蘇全省最高審判衙門，越控之訴不便違章受理”，駁回訴訟請求——新式四級三審訴訟程序創(chuàng)設之后，程序正當?shù)玫綐O好的體現(xiàn)。（參見本卷上編第四章《王老三上訴狀》）
關于檢察職能經(jīng)歷的傳統(tǒng)到近代的過渡。在傳統(tǒng)社會，州縣衙門接到刑事案件報案后，均須在第一時間由知縣帶領仵作、書吏人等臨場勘驗。時至清末，檢察廳已然成立，新型檢察官幼苗初長，近代法醫(yī)尚待養(yǎng)成，勘尸驗傷一類的工作只能由檢察官操刀，完全擔起了傳統(tǒng)仵作的角色。如1912年1月26日鎮(zhèn)江地方檢察廳檢察官接報來到命案現(xiàn)場，所作驗尸報告表述為“驗得該尸年三十三歲……經(jīng)檢驗員如法相驗唱報，委系生前受槍傷身死，余無別故”。（參見本卷上編第二章《江蘇鎮(zhèn)江地方檢察廳辦理命案報告（孫景元槍殺人）》）驗尸過程及報告用語，與傳統(tǒng)仵作勘驗并無二致。民國以后，法醫(yī)角色才慢慢出現(xiàn)，隨著刑事訴訟法的制定頒布，檢察官主要負責決定刑事起訴或不起訴，指揮司法警察或法醫(yī)協(xié)助偵查勘驗，由此徹底消除傳統(tǒng)縣官、仵作等延續(xù)的痕跡。（參見本卷上編第二章《江蘇鎮(zhèn)江地方法院檢察處不起訴書》《江蘇鎮(zhèn)江地方法院檢察處再議處分書》、第四章《朱克鈺等抗告狀》）
關于地方法院的設置。近代中國基層司法的改進，是整個司法改革的“老大難”問題，經(jīng)歷了清末民初的初等審判廳、縣知事兼理司法，到南京政府時期的縣司法處、地方法院等幾個階段，至1947年10月全國尚有66%的縣份沒有設立地方法院，仍由配有承審員的縣司法處審理案件。從本卷所輯檔案可知，江蘇省江浦縣，雖與首都南京僅一江之隔，與位于鎮(zhèn)江的、其時已是江蘇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的距離也不過順江半日可至，可是直至1946年，如此緊鄰“京畿”的首善縣屬，竟然還維系“縣政府兼理司法”之制，一應具體司法事務仍由司法處承審員經(jīng)辦，縣長仍兼掌檢察，行政與司法的界限模糊不清。（參見本卷下編案件舉要二《兼理司法江蘇江浦縣政府審理單》《兼理司法江蘇江浦縣政府點名單》《兼理司法江蘇江浦縣政府刑庭偵查筆錄》《江蘇江浦縣政府兼理司法事務押票回證》）其他偏遠縣屬設立地方法院的滯緩，由此不難推知。
特種刑事訴訟文書尤其是涉及漢奸罪的訴訟文書的薈集，也是本卷的一大特色。 抗戰(zhàn)勝利后，根據(jù)國民政府頒布的《懲治漢奸條例》，江蘇高等法院鎮(zhèn)江分院以其獨特的區(qū)位及審級優(yōu)勢，受理了大量漢奸罪案件。本卷相關案例從兼理司法的縣政府的偵查、捕捉、傳訊，到向一審法院——高等法院或高等法院分院的移送文書，再到審理和判決文書，均有完整的流程記錄。
除此以外，尚有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訴訟文書，如女律師楊璞真為王徐氏、王于氏因田產(chǎn)糾紛撰寫的上訴狀，字跡清秀柔美，端莊緊湊，頗具女性書法風格。（參見本卷上編第五章《律師楊璞真撰上訴狀》）民國時期，女律師參與訴訟逐漸興起，比較著名的有鄭毓秀、史良、沈儀彬等，近代鎮(zhèn)江出現(xiàn)女律師代理訴訟（即楊璞真律師）系在1931年，與上述三人大致同期，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近代鎮(zhèn)江在司法建設領域的地位。
本卷其他特征所在皆有，不再贅述。借此機會，再就目前司法檔案資料的整理模式略陳孔見，就教于“輯考”作者及方家同仁。目前司法檔案整理研究大致有四種模式， 一是完全按原檔案存放單位的卷宗，整體掃描成圖片模式，或供內部使用，或出版面世。優(yōu)點是能原封不動地展示檔案全貌，讀者按需從中選用；缺點是檔案存量有多有少，整理的人水平參差不齊，出版成本有高有低，少量的可以公開出版，海量的則一時難以問世，想利用者只能申請獲準到相關整理單位內部查閱，手續(xù)煩瑣，十分不便。二是選擇性掃描。由整理者根據(jù)自己的辨別，從眾多檔案中選擇自認為“有價值”的部分，歸類拍攝或掃描，將圖片整理后出版。優(yōu)點是能保證檔案原貌；缺點是經(jīng)過整理者的刪選，對整理鑒別者而言，固然是有價值的，那些“無價值”未被選錄的檔案，在另類需要使用者眼中，可能就是“有價值”的材料，卻無法閱讀原件，遺珠之憾在所難免，而且以圖片尤其是彩圖影印出版的，占幅大，成本高，定價貴，普通讀者購閱，兩可之間，往往躊躇。三是整理者將原始檔案分類抄錄整理，轉成現(xiàn)代文字排版付印。優(yōu)點是實際容量大，定價一般適中，文字容易轉換成電子文檔，使用便利；缺點是經(jīng)過整理者的轉手抄摘，原檔案字體的辨認?？钡木_度難以保證，再行核對原檔，難度甚大，既存的訛錯可能將錯就錯，或頂多以“存疑”標識。四是根據(jù)既有司法檔案進行輯考，融整理、考證及研究于一體。優(yōu)點是根據(jù)編輯者的導讀提示、觀點引導，讀者能迅捷把握檔案內容要點，直奔主題，選擇感興趣或所需要的資料閱讀利用；缺點是輯考文字與檔案圖片相雜，文字的邏輯系統(tǒng)性和圖片的原始完整性均存在展示不足的可能。以上幾種模式各擅勝場，也各有短板，全憑閱讀者相機抉擇，取舍由己。
囿于篇幅所限，本卷所錄僅是鎮(zhèn)江近代司法檔案中訴訟文書檔案的一小部分，但其通過擇選和考證訴訟文書檔案，考察特定地區(qū)訴訟狀況的嘗試是成功的。本卷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司法檔案為主，但其中少量的晚清訴訟文書檔案彌足珍貴，為了解傳統(tǒng)訴訟向近代轉型的一些特征提供了視窗。故此，本卷所選檔案用“少而精”來形容，當不為過！
張仁善
2024年6月
